法史文鉴:秦律繁苛之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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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的法律素以繁苛著称,其内容详尽且事无巨细的法律规范,让秦律成为一张严密的法网,对后世历朝统治者依法治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对于秦律的利弊得失,后世研究者才往往认为秦律的负面效应大,以致不少史学界或法学界的人都认为秦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皆缘于法律的过于繁苛,可谓“其兴也法,其亡也法”。

  不可否认,秦律的繁苛确实对秦王朝的兴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如果据此认为秦律的繁苛是直接导致其亡朝的罪魁祸首,未免太过片面。在笔者看来,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虽然秦律的繁苛影响到了其统治的稳固,其消极作用有目共睹,但秦律的繁苛在助其完成国家统一以及规范社会秩序和形成整个帝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大一统,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关于秦律究竟对秦帝国的崛起以及完成统一起到了何种积极作用,虽然史书的记载不多,但我们仍能从片言只语中窥斑见豹。众所周知,自商鞅变法开始,秦朝逐步建立了完善严密的法律体系。商鞅变法内容的核心之一是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并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为保证法律的落地生根,商鞅还设置了严格近乎苛刻的追责制度。这些严密完善而追责又十分严苛的法律施行后,很快让秦王朝在短期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既为后来的征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又为完成统一大业铸造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因此,秦王朝能够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的宏图伟业,显然与法律规范的严密及严苛分不开。

  秦王朝完成帝国的大统一之后,继续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治国理政,相继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重要改革举措,对建立统一的社会制度和形成共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均起到了重大作用。毋庸置疑,这些重要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绝非一纸行政命令那么简单。没有法律作坚强后盾,要在民情风俗各异、文化意识形态各不相同的东方六国全面施行这些改革举措,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尽管史书对此没有多少详尽的记载,但秦律在这方面的重要功绩仍是不言自明的。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显而易见,秦律的繁苛在社会治理中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没有任何弊端。秦律的最大弊端,即是被后世诟病的过于严苛。能证明秦律严苛之负面效应的,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大泽乡起义。《史记·陈涉世家》记载了去驻守“渔阳”的陈胜、吴广等一群草民,因中途遭遇大雨,不能如期抵达目的地,而根据秦律规定,“失期,法皆斩”。这种完全没有“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规定,让一群草民在“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所导致的无可选择情况下,不得不揭竿而起。而正是陈胜、吴广等人不得已的选择,竟然使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出现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直接的导火索居然是秦法的繁苛,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商鞅被人诬陷谋反而逃至边关时,欲留宿客舍,而客舍主人并不知道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凭证,便告诉他根据“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连坐”治罪的,走投无路的商鞅终被车裂而死。商鞅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在于他织就的一张严密法网。商鞅为相主持立法时,在重罚兼采厚赏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实行“连坐”制度,让老百姓时时刻刻盯着周围的人,如亲戚、邻居或乡人有不法行为,都要向官府举报,举报者会给以重奖,而“匿奸”者则会受到重罚。连坐法的施行,直接让全社会处于“法网恢恢”的管制之下。在劫难逃的商鞅面对百姓不愿依法收留自己的尴尬,深知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的道理,作为立法者,又怎能出尔反尔拒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这一方面说明了秦律确实太严苛,另一方面又说明民众对法律是高度遵从的。只是商鞅未想到的是,自己竟然钻进了自己织就的法网中,其教训可谓深刻至极。

  总而言之,秦律的繁苛在助力秦国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秦律的繁苛可以说是利弊兼存。对于我们今天正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来说,既不能因秦律的负面作用而对其予以全盘否定,又不能过分夸大其正面的积极效应。唯有辩证地看待秦律繁苛的利弊得失,我们才能对其予以“弃糟粕、扬精华”式地借鉴,从而实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