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法案与上海30年代的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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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曾经出现过现在已少有人知的一次地产泡沫,而原因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的一纸法案。这个在百年金融史上有过浓墨重彩影响的法案,如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却不太熟悉,甚至十分陌生。

  1934年6月,美国白银集团为抬涨价格,游说罗斯福总统通过纵容白银集团活动的法案。《白银收购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在这种情况下,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1932年11月, 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白银集团的紧密盟友-来自农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势力也得到了加强。

  《白银收购法案》更详细的内容如下:目的:提高白银价格;将作为 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提高到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发行银券。措施:财政部根据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公共利益决定在国内外市场购买白银的时机和条款;当白银价格上升到每盎司 1.2929美元或者用做 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时,应当停止收购白银;1934年5月1日美国国内的白银价格不得低于每盎司0.50美元;当白银储备的价值超过了 黄金储备的1/3时应当出售白银;银券的面值不得低于白银的成本;财政部可以控制与白银有关的 进出口及其它交易活动;总统宣布白银国有化;对买卖白银所获利润将征收50%的所得税。

  《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国商品价格的昂贵,相反,中国民众则乐于消费外国的商品。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 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银,而在 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的出口导致中国货币奇缺和严重的经济恐慌。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制止白银外流,曾采用严刑峻法以杜绝白银走私。这些都无济于事,在1933——1935年世界各地经济已经复苏时,而中国却正是经济恐慌严重的年代。

  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上海楼市,造成 房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随着 资产价格大跌,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陷入 资产泡沫的黑洞,上海 房地产的崩盘急剧震荡了脆弱的金融市场。

  在大萧条年代的头几年,银本位实在是中国的福分,因为,当时与中国进行 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制,这些国家的 价格水平包括白银的价格在1929年的大萧条后急剧下降(例如从 1926年到1931年,纽约和伦敦的银价分别下降了58.8%和49.7%,这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中国实行了一种类似于 浮动汇率的 外汇体制。

  1931年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相继放弃 金本位,中国的货币尽管相对于美元仍然在贬值,但相对于英镑、日元和卢比却升值,世界经济的衰退开始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1932年被迫 净出口白银735万两以弥补贸易赤字,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开始下降。

  一方面不断上涨的货币价值严重侵蚀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的通货紧缩和生产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内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中国的进口额也同时迅速下降,因此,中国总的对外贸易额在白银价格上升之后,出现了下降。

  1929年,由上海运入内地的白银比从内地运到上海的白银还多1391.7万元,但从1930年起,运入上海的白银数量开始超过了运出上海到内地白银数量,约超过956.2万元。1931年,运入上海白银数量仍比运入内地多776.4万元。大量资金流入上海,上海的银行存款大增。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应在生产中实现增值,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萧条制约了上海大量白银转化为生产力(原因也是上面提及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变大),出现日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而上海各银行存款膨胀后不得不降低贷款条件,当时在英法租界内如有可靠地产做押款,年息仅七厘至八厘,沉淀在金融体系中的大量过剩资金开始涌向貌似可以保值增值的地产市场。

  1930年上海14家银行(其中1家是华资银行)的房地产押款额达12128万银两”,相当于这些银行货物押款的1.48倍。1932年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库中的5000万财产中,房地产占82.63%。钱庄也不示弱,以福康钱庄为例,20世纪20年代该钱庄的房地产抵押放款仅占各种抵押放款总数的20%左右,到30年代,这个比例已占到50%左右。上海房地产总值30多亿元中, “除少数业主及各银行所置产业不需抵押外,其余散户至少占2/3,平均作六成抵押,已需12亿元。” 这些数据都充分地说明了大量资金已流入房地产市场的不争事实。在国外及农村资金大量流向上海,涌进房地产市场之后,上海地产市场就开始了快速攀升的步伐,当时租界给出的估价是: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每亩估价18652两,1930年涨至26909两, 1933年更涨至33877两。

  中心地区地价涨幅更大。南京路每亩地价1927年约为7.75万两, 1934年时已达到50万两,六七年间上涨约6倍之多。上海成为全国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城市。当时广州、天津的最高地价仅相当于上海最高地价的40%和17%。

  1934年,白银净流出高达22877.4万元。外国在华银行表现尤为明显,不断输出白银。1933年底外国在华银行存银额约为27566万元,而到1934年底仅剩5467万。大量白银流出,上海立刻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1934年下半年起,上海地价突然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交易额只达1931年的7.1%左右,其价格也只及1931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国在华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惨跌至票面价的十分之一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地价约跌落6亿元,就整个上海市而言,其地价跌落达20亿元之上。大批房地产商包括一些著名外国在华房地产公司纷纷宣告破产,房地产危机导致个人倾家荡产者时有所闻。投机者在房地产市场的损失,很快又通过对金融机构贷款的违约转移到金融机构,酿成一场金融风潮,进而引起不少商业银行倒闭,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社会矛盾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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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曾经出现过现在已少有人知的一次地产泡沫,而原因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的一纸法案。这个在百年金融史上有过浓墨重彩影响的法案,如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却不太熟悉,甚至十分陌生。

  1934年6月,美国白银集团为抬涨价格,游说罗斯福总统通过纵容白银集团活动的法案。《白银收购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1929年的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在这种情况下,白银集团立刻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要求政府按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和储备白银、铸造和发行银币等,但这些游说活动在胡佛总统的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1932年11月, 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白银集团的紧密盟友-来自农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势力也得到了加强。

  《白银收购法案》更详细的内容如下:目的:提高白银价格;将作为 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提高到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发行银券。措施:财政部根据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公共利益决定在国内外市场购买白银的时机和条款;当白银价格上升到每盎司 1.2929美元或者用做 货币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价值的1/3时,应当停止收购白银;1934年5月1日美国国内的白银价格不得低于每盎司0.50美元;当白银储备的价值超过了 黄金储备的1/3时应当出售白银;银券的面值不得低于白银的成本;财政部可以控制与白银有关的 进出口及其它交易活动;总统宣布白银国有化;对买卖白银所获利润将征收50%的所得税。

  《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国商品价格的昂贵,相反,中国民众则乐于消费外国的商品。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 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银,而在 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的出口导致中国货币奇缺和严重的经济恐慌。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制止白银外流,曾采用严刑峻法以杜绝白银走私。这些都无济于事,在1933——1935年世界各地经济已经复苏时,而中国却正是经济恐慌严重的年代。

  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上海楼市,造成 房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随着 资产价格大跌,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陷入 资产泡沫的黑洞,上海 房地产的崩盘急剧震荡了脆弱的金融市场。

  在大萧条年代的头几年,银本位实在是中国的福分,因为,当时与中国进行 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制,这些国家的 价格水平包括白银的价格在1929年的大萧条后急剧下降(例如从 1926年到1931年,纽约和伦敦的银价分别下降了58.8%和49.7%,这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中国实行了一种类似于 浮动汇率的 外汇体制。

  1931年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相继放弃 金本位,中国的货币尽管相对于美元仍然在贬值,但相对于英镑、日元和卢比却升值,世界经济的衰退开始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1932年被迫 净出口白银735万两以弥补贸易赤字,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开始下降。

  一方面不断上涨的货币价值严重侵蚀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的通货紧缩和生产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内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中国的进口额也同时迅速下降,因此,中国总的对外贸易额在白银价格上升之后,出现了下降。

  1929年,由上海运入内地的白银比从内地运到上海的白银还多1391.7万元,但从1930年起,运入上海的白银数量开始超过了运出上海到内地白银数量,约超过956.2万元。1931年,运入上海白银数量仍比运入内地多776.4万元。大量资金流入上海,上海的银行存款大增。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应在生产中实现增值,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萧条制约了上海大量白银转化为生产力(原因也是上面提及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变大),出现日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而上海各银行存款膨胀后不得不降低贷款条件,当时在英法租界内如有可靠地产做押款,年息仅七厘至八厘,沉淀在金融体系中的大量过剩资金开始涌向貌似可以保值增值的地产市场。

  1930年上海14家银行(其中1家是华资银行)的房地产押款额达12128万银两”,相当于这些银行货物押款的1.48倍。1932年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库中的5000万财产中,房地产占82.63%。钱庄也不示弱,以福康钱庄为例,20世纪20年代该钱庄的房地产抵押放款仅占各种抵押放款总数的20%左右,到30年代,这个比例已占到50%左右。上海房地产总值30多亿元中, “除少数业主及各银行所置产业不需抵押外,其余散户至少占2/3,平均作六成抵押,已需12亿元。” 这些数据都充分地说明了大量资金已流入房地产市场的不争事实。在国外及农村资金大量流向上海,涌进房地产市场之后,上海地产市场就开始了快速攀升的步伐,当时租界给出的估价是: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每亩估价18652两,1930年涨至26909两, 1933年更涨至33877两。

  中心地区地价涨幅更大。南京路每亩地价1927年约为7.75万两, 1934年时已达到50万两,六七年间上涨约6倍之多。上海成为全国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城市。当时广州、天津的最高地价仅相当于上海最高地价的40%和17%。

  1934年,白银净流出高达22877.4万元。外国在华银行表现尤为明显,不断输出白银。1933年底外国在华银行存银额约为27566万元,而到1934年底仅剩5467万。大量白银流出,上海立刻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1934年下半年起,上海地价突然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交易额只达1931年的7.1%左右,其价格也只及1931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国在华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惨跌至票面价的十分之一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地价约跌落6亿元,就整个上海市而言,其地价跌落达20亿元之上。大批房地产商包括一些著名外国在华房地产公司纷纷宣告破产,房地产危机导致个人倾家荡产者时有所闻。投机者在房地产市场的损失,很快又通过对金融机构贷款的违约转移到金融机构,酿成一场金融风潮,进而引起不少商业银行倒闭,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社会矛盾风起云涌。